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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欧元诞生前，德国国内从民众、学界到政界的反对声音一直很大。1998年1月初，一项民意调查显示，竟然有70%的德国民众反对欧元，接受者的比例仅为26%。德国国内支持推出欧元的或许只有制造业和出口部门。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，德国马克持续升值一直困扰制造业和出口部门，德国企业家对南欧国家以及法国货币的不定期贬值一直意见很大，对此，他们只能以不断提高生产率和产品竞争力的方式来应对。对他们而言，推出欧元显然利大于弊。

　　法国方面，从1973年到1998年底，法国法郎相较德国马克贬值了6次，共贬值52%。欧元的诞生显然不能自动拉平这种竞争力上的差距，相反，由于失去了货币贬值这一外部调节手段，两国之间的不平衡只能通过内部的政策协调来解决，各国政治家和政客们的协调压力可想而知。葡萄牙、爱尔兰、意大利、希腊和西班牙（也被称为“欧债五国”）更是难以与经济发达的北欧国家“为伍”。欧元诞生初期，南欧国家迎来了一个低工资、低物价、低利率和高资本流入的发展黄金期，内部需求旺盛、经济增速加快、失业率下降、人均收入水平上升、社会福利提高，欣欣向荣的景象给欧元带来一片赞誉。但伴随高增长而来的还有过度消费、

　　但欧洲中央银行主要是依据欧元区整体通胀率来制定货币政策的，这种“一刀切”的货币政策对于南欧国家来说显然过于宽松，无助于解决经济过热现象，反而会继续助推泡沫的膨胀。于是，南欧国家的经济失衡越来越严重，表现为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率、财政赤字率、政府债务率和部分国家的资产泡沫等。经济失衡还给银行业带来巨大的不良资产压力，政府为救助本国银行发生的财政支出又扩大了政府债务比率。相对而言，德国、荷兰、奥地利、芬兰等国各项经济指标较好。但德国人也有不满。德国经济学家汉斯-维尔纳·辛恩研究认为，1995年到2007年间，德国经济仅增长了21%，低于欧元区平均的31%，而爱尔兰高达129%，西班牙和希腊均为55%，葡萄牙为33%，只有意大利较低，仅为20%。对南欧来说“过于宽松”的货币政策对德国来说就是“过于紧缩”。在欧元诞生后的10年内，德国以这种方式间接地为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付出代价。

　　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清楚地知道，救助的成本将主要由德国承担。德国国内反对救助的声浪很高，认为这违反了德国宪法、《马约》和《里斯本条约》中制定的“不救助”规则。德国工业界也一反支持欧元的立场，甚至提出组建以德国为首的“北部欧元区”和以法国为首的“南部欧元区”的方案。在2010年5月的欧盟峰会上，被德国态度激怒的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一度“猛敲桌子”，威胁要退出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—欧元区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。

　　两害相权取其轻，默克尔政府同意进行救助，但受援国必须接受一系列严格的条件。救助措施包括财政和金融两类：欧盟、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共同推出了一项总额达7500亿欧元的救助基金，首批给希腊和爱尔兰的“援助包”总额达1950亿欧元，后期给希腊、葡萄牙和爱尔兰的援助资金总额接近1100亿欧元。从2010年5月起，欧洲中央银行也通过直接购买危机国家债券等措施来实施救助。到2013年底，通过欧洲中央银行为“欧债五国”提供的信贷总额高达6130亿欧元。

　　欧债危机爆发至今的10多年间，仍然是有积极信号的。经过连续去杠杆、调结构和再平衡，危机国家的经济状况得到了一定改善，经常账户赤字率、财政赤字率等指标下降，经济也恢复了正增长。到2017年，意大利、葡萄牙、西班牙的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已基本恢复至危机前水平；而爱尔兰表现最优，到2019年，其GDP比衰退前的2007年足足增长了63%。除希腊之外，其他4国的国债收益率和德国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利差，在2021年再次缩小到0.5个百分点至1.5个百分点区间，2023年下半年以后希腊也收窄到约1.2个百分点。欧元算是渡过了一道难关，但欧元的未来仍然难言乐观。

　　法国自视为欧盟内部的“政治引擎”，把德国看作“经济引擎”。在对欧债危机的处理过程中曾采用法国出主意、德国买单的模式，但这一模式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。在新一代德国领导人看来，维持还是放弃欧元不再是一个关乎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，而是一个成本和收益权衡的问题。与此同时，法国和德国内部都不乏反对一体化的声音，外围国家更是如此。作为欧元区第三大国的意大利，右翼政党在2022年9月的大选中获胜就是一个证据。因此，法德关系以及其对于如何合作的态度，是决定欧元未来走势的内部关键因素。